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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幾年下來,等著退休和想著退休的老師們,愈來愈多。我知道社會上普遍會有的看法是,老師們不能適應教改啦,不夠長進也不想長進啦,怕死了十八啪等等之類。不過,自從前兩年教育部的五年五百億頂尖計畫開動,加上所謂的評鑑制度,連我這個年輕人(由任教年資和實際年紀來看)都大嘆不如歸去呀!



不是教學已經欠缺熱誠,至少我每年都還更新教材,每堂課都製作投影片,挖空心思增加新內容。而也不是已達退休年齡,所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一代新人換舊人”,我還沒達到可以把那些“老”的換下來的地步,怎會干願離開?實在是為了五年五百億的計畫,全校老師可說是卯起來的奉教育部為圭臬(不雅的說法就是捧教育部的LP),完全置大學教授治校的精神於不願,怕的就是沒拿到那筆大錢,還有那兩個字:頂尖啊!



教育部要把大學分兩種,一種是研究型,一種是教學型,這種分法簡直是愚蠢!不僅各校都不願意承認自己要走教學型,而一所綜合型大學,是不行也不必要把教學與研究分開,請注意:研究做的好的學校,自然就會招收好的學生。而只看量化的資料(包括生師比,老師期刊論文數量,列入SSI等國際期刊數量等),就可以顯示大學的頂尖還是不頂尖嗎?我實在懷疑。



最可怕的是評鑑制度,從各系自評到到校訪視的評鑑,評鑑小組的委員們,雖不乏資深的研究人員,然而卻也從中衍生一個問題,誰“夠格”評鑑誰?我不是要批評評鑑委員,而是不同的專業,不同的領域,自古文人相輕的傳統,這些都讓評鑑制度的美意,蒙上了一層陰影。



就如同宋代的士人政治一樣,宋代重文輕武的國策,造就了一群文以載道,憂國憂民的士大夫,他們熱中時政的討論與參與,講內聖也講外王,推動了兩次的變法改革,一次是范仲淹的慶曆變法,一次是王安石的變法,結果兩次改革都變成黨爭,最後兩方意氣用事,國事益不可為,這可不就是前車之鑑?我們的歷史與文人傳統都與西方國家不同,人情世故,學術門派,這些雖然都不足可取,卻也伴隨在大學教育制度之中,想要仿照西方的評鑑制度,卻又無法擺脫這些既有的包袱,就因為這樣,評鑑出來的結果不是無法服眾,就是和和稀泥。



當然,評鑑也非全無是處,至少此制度對於大學教授尤其是行政主管,形成莫大的壓力,無法再沿用舊制,而不思更新改易。假如我們要一個好的評鑑制度,必然要從慎選評鑑委員做起,評鑑委員名單,要對外開放,不能密室作業,也不能操作在少數人手中,或許推行幾年下來,除了由誰“評鑑”誰的迷思之外,我們能聽到不同的聲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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